虽然后来的宪法文本将这种经验本身予以吸纳，但对其进行的规范化、制度化加工却十分有限，[34]因此也就未能从根本上实现由经验向法制的根本转变。
从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起，毛泽东就开始流露出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50]胡鞍钢曾对这种集体领导体制做过分析，参见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993年3月江泽民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至此第一次形成日后所谓的三位一体。第二，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行使发布权、任免权、派遣和召回权、批准权等，从理论上讲，决定一旦做出，国家主席必须履行后续职责，不能否定决议。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职权在其他宪法中的变革，简单统计如下： ┌───────┬─────┬────────┬────────┬───────┐ ││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 ││││││ ├───────┼─────┼────────┼────────┼───────┤ │提名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家主席│ ├───────┼─────┼────────┼────────┼───────┤ │发布权等虚职│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 ├───────┼─────┼────────┼────────┼───────┤ │统帅武装力量│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国家/党中央军│ │││席│席│委主席│ ├───────┼─────┼────────┼────────┼───────┤ │召开最高国务会│国家主席│无│无│无│ │议│││││ └───────┴─────┴────────┴────────┴───────┘ 八二宪法在国家领导体制上实行分权体制，不仅表现在宪法中人大、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工，还表现在党、政、军在人事安排上的分开，这也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着重强调的。在后卡里斯玛时代，国家元首制在八二宪法中经历了从分权制到三位一体的不成文宪法变迁，最终以宪法惯例的方式稳定下来。[13]对于为什么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而非议会制，毛泽东在1948年有个说明：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取资产阶级议会制。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不设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团，主席团的主席就是国家主席。[5]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中，许崇德教授梳理了国家主席和元首制在中国宪法史上的变迁，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就职业活动的种类、方式、内容与范围等作规定（如限制广告）的单纯执业规定层面，这仅触及职业自由外围，限制因而最弱。
[18] 参见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载《政大法学评论》第62期第87页。[⑩] 对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进行了研究处理。从宪法层面的比例原则出发，包括由严格审查标准、中度审查标准、一般审查标准组成的三重审查标准、国家权力与基本权利事项以及审查标准与事项结合的概貌。基本权利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或价值标准——为国家公权力乃至于全体人类所应共同追求的目标。
法在限制基本权利时，也应受到基本权利的反制。[③] 参见李云霖：《人大监督权优效运行机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31]无论是法限制基本权利，还是基本权利反制，都与宪法原则中的比例原则紧密联系。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是一种严格的法制统一机制，对其倚重是中国法制统一机制之于其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法制统一机制所独有的法律适用现象，对其建构和完善完全立足比较法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必须寻求根植于中国自身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实践和理论资源。[22]积极面则是要求立法者所追求目的必须合于宪法规定，即立法者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所追求目的需与宪法所设定目的相同。截止2014年9月，最高法发布了7批总计31个指导案例。
综合该案情形，勉强能通过必要性的审查。[16]因此，无论是行政领域还是司法领域，均认为警察国家时代警察权力的行使惟有在必要时才能限制人民权利，这反映了法治国观念在国家领域的确立与扩张。因为有些明显逸脱常理的手段，在比例原则上却可能通过适合性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判断。这是三项标准中最为宽松的一种，是指人大在进行审查时，只有明白地确认措施不适合时才能加以否认。
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再次，审查结果难以预知。
1982年宪法规定了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分别体现在第62、67、89、99、104、108条中的不抵触或不适当等用词上，监督对象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各级行政机关。2.三个审查基准在不同领域中针对不同情形适用。
有无对于干预手段采取缓和措施以及干预措施所触及的是基本权保护领域的核心或者外围。法律的制定不仅需具备法律的形式，而且也要具备符合正义的实质内容催生了实质法治国思想。在刑罚种类中，该情形选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相较于死刑立即执行，是一个较轻的刑罚措施。对于制裁性规范的监督，应依据最后手段原则、罪罚相当原则以及一般预防目的及所保护法益的重要性，检验刑罚手段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以及刑罚种类与刑罚高度的适当性。人大监督指导案例自然会涉及到审查基准，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以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产生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适用指导案例进行监督时所秉持的标准。实质法治国提升了法治质量促使人们思考基本权利实现的程度。
[19] 参见陈新民：《中华民国宪法释论》，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174页。在借鉴作为宪法原则的比例原则内涵的三重审查基准的基础上，人大监督指导案例应建立二领域三阶层的审查基准从而更好地适应成文法、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并行时代的法制统一。
人大监督指导案例的三重审查标准是指严格审查标准、中度审查标准和一般审查标准。[42] H.J.Wollf,Otto Bachof, R. Stober, Verwaltungsrecht Ⅱ，5.Aufl., 1987，§115 Rn. 8ff.; G.Kuscko-Stadlmayer, Das Disziplinarrecht, 1985, S.4. [43]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135页以下。
再次，比例性方面，经审查发现案件纠纷已经解决，当事人申请撤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应当依法作出对抗诉案终结审查的裁定。具体来说，若涉及对人民基本权利干预，如税收增加规定的填补，应适用较严格审查标准。
Lüth案所彰显的除了是基本权利扩张适用外，同时也做出一个判决：没有尊重相关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则不但在客观上违背宪法规定，在主观上法官也违背遵守基本权利的宪法义务，其所作出的判决就有可能因此而违宪。[29]当然，由于争议事务类型无法被穷尽列举且各个领域间区分也无法绝对明确划分的情况下，事务种类区分思维只能为审查密度的界定提供初步的导向。二、人大监督指导案例审查基准之基础的比例原则 上述状况显然不利于我国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包括人大监督指导案例的发展，探寻更为明确与更具操作性的审查基准是实务界与理论界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21]消极面是指公权力措施无助于目的达成，或根本不能达成立法目的，即不具备适合性，自不符合适合性原则的要求，如实施族群隔离或是特定族群清洗。
宪法上的监督标准为法律奠定了基础，地方组织法、立法法与监督法对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分别加以了完善，并将各种应当改变或撤销的情形具体化，这主要体现在立法法第87条与监督法第30条。如果已裁定再审，应当依法作出终结再审诉讼的裁定属于法律内的法续造[46]，采用中度审查基准可以勉强通过审查。
就各类别内部而言，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点中，因应刑罚主刑体系中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逐渐上升的刑罚体系配置原理，包含管制、拘役的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应采用宽松基准进行审查，包含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应采用中度基准进行审查，包含死刑的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应采用严格基准进行审查。[16] Schlink, Berhard, Die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 in: Peter Badura/Horst Dreier(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d. Ⅱ, 2001, S. 445(448). [17] 李惠宗：《论比例原则作为刑事立法的界限》，载《台湾本土法学》2001年18期第28-29页。
裁判要点旨在解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院抗诉与法院主动启动再审三种再审启动渠道间没有序位排列也不存在排斥关系的模糊状态，应具有目的正当性。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所具有的公益价值，虽然没有水平的、直接的在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私法交往当中起作用，但基本权利却是法官在解释民法概括条款与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必须依据的精神。
[32] 2．区分国家权力事项与基本权利事项。但是，宪法及宪法性法律中关于规范性文件审查基准的法律规范存在的合法性基准简单化、合理性基准抽象化以及操作性基准漏洞化等缺失也会如影随形地弥漫于人大监督指导案例的过程中。再次，规范性文件之间审查标准不统一。真正的溯及既往，是指新法溯及既往地适用于新法公布生效前已经完成的事实，这原则上是禁止的。
[32] 参见李云霖：《指导性案例的人大监督：义释、疑释与解释》，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7期。民事指导案例一般采用宽松基准进行审查中，但同时区分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
[44]因为行政机关于选择达成行政目的之手段时，其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换言之，除该行政处分须最适合于行政目的要求并不得逾越必要范围外，尚须与所欲达成的行政目的保持一定比例，始足当之。[14]最后，即使适用者能准确适用上述合法、合理标准，但是仅用合法、合理基准来裁量丰富的事实，这种一刀两断式的审查基准显然具有不周延的缺陷，此空缺结构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会遇到很多漏洞化问题。
而且，限制越强烈的手段在效果上也越明显而有效，如此一来在强调特别有效的情况下，便难以找到一个相同有效前提下具有较轻微限制的手段。以及所侵犯相对人的数量等相关因素作综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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